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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    一蓑烟雨任平生豪门国际娱乐网 作者
    2015.11.10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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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宋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苏轼都无愧为一个天王巨星,一个百年难遇的天才。他的存世诗词3000多首,文章4800多篇,居北宋之冠,且多为精品,流传至今。他又是个罕有的全才,在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有建树。他的散文说理透彻,气势磅礴,名列“唐宋八大家”。他的诗寓意深刻,脍炙人口,是“元佑”诗坛的代表。他的词一扫五代和宋初的萎靡之气,突破“艳科”的传统格局,开创一代豪放词风,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他的书法清瘦奇崛,同样自成一家,名列北宋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之首。作为一介书生,苏轼也并非百无一用,他同时也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为官多年,他政绩突出,一心为民,备受百姓爱戴。他还善修水利,精于建筑,几乎无所不通。他的才学冠绝当世,优秀得让人嫉妒,让人疯狂。

    苏轼的大名在民间流传极广,寻常巷陌间关于他的小故事日日更新,从未断绝。他与聪明伶俐的妹妹苏小妹的趣事,与苏门弟子朋友插科打诨的风雅,与佛印和尚互相谈笑挖苦的急智,在民间广为流传。后世瞻仰的不仅仅是他的才学和风流倜傥的书生意气,他那快意恩仇的针砭时弊以及乐观豁达的开阔胸襟也为人们津津乐道。

    在后世人眼中,苏轼是一个被当世人众星拱月般推崇的偶像级人物。他官场得意,人生道路一路顺风。他性格开朗,交友广泛,是个每天笑呵呵的乐天派。其实不然,真要如此,苏轼的魅力起码要减少一半。苏轼一生崎岖坎坷,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虽然每代皇帝都很赏识他的才学,但却没有一个皇帝真正了解他,重用他。他保守派的政治立场以及无法遮掩的超高社会名声使得他招来怨恨和嫉妒,一生从未安宁。苏轼仕途坎坷,尝尽人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人生境界也在各个阶段逐渐升华。也正是因为这些逆境,才得以塑造出一个完美的饱满的让后人推崇的东坡居士的伟岸形象。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公元1037年生于四川眉山。父苏洵,弟苏辙,同样博学多才,盛于一时,父子三人皆名列“唐宋八大家”,可谓超高级的书香门第。苏轼年幼时,父亲苏洵进京赶考,考不中也不回家,而是四处游历,所以教育孩子读书的任务就落到了母亲程氏的身上。程氏读书不多,但却深明大义,在教育孩子方面颇有远见卓识。一次,程氏教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名士,性格刚正,品行清廉,他主张抑制豪强,反对宦官专权,终遭党锢之祸,死于狱中。被捕前范滂与母亲诀别,声称自己不孝,其母深明大义,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年幼的苏轼读到这便问母亲:“孩儿若要做范滂一样的人物,母亲允许吗?”母亲说:“你若能为范滂,那我为什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的?”这句看似寻常的激励帮助苏轼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年从政后的苏轼,一直致力于革除时弊,且有一说一,从无畏惧。自然,在这方面也吃亏甚多。

    18岁那年,苏轼娶妻王弗。嘉佑元年,苏轼苏辙兄弟随父亲进京赶考,开始梦想征程。嘉佑二年,兄弟二人参加礼部考试,这年苏轼二十一岁,弟弟苏辙十八岁。当时北宋文风多割裂文辞,追求怪异的流弊占了上风,欧阳修有意改革文风。当身为主考官的欧阳修看见苏轼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时,不惊拍案叫绝,便想把此文定为第一,可是他转念一想,世上能写出如此好文章的恐怕只有他的门生曾巩了。为了避嫌,欧阳修居然把苏轼的这篇本该得第一的文章点做了第二。后来苏轼又凭《春秋》对义得第一。殿试中了乙科,年纪轻轻就被点为进士。古人云:“三十老明经,六十少进士。”六十岁得中进士就算是年轻的了,更何况当时只有二十一岁苏轼呢!苏轼寒窗苦读数十载,一朝应试便一鸣惊人,跻身全国一流学者之列,可谓意气风发,前程一片光明。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看了苏轼的文章感慨的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隐隐有退隐之心,并放言,三十年后不再有人再会记得他欧阳修,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

    苏轼刚要为官,母亲程氏此时不幸去世,苏轼兄弟回家服母丧。三年满,嘉佑五年,举家迁居京城。当时宋仁宗求贤若渴,在全国举办“制科”考试。这是一种特殊的考试,主要考察文人对朝政的观点见解,以鼓励公开批评的精神。苏轼苏辙兄弟在老师欧阳修的推荐下参加了考试,苏轼的文章列入三等(一等二等是虚位,无人获得)。大宋朝开国百年来,除了苏轼只有吴育获得过次三等,如此苏轼可算是百年第一人了。这下苏轼名声更响了,苏轼自己也激动不已,踌躇满志。

    嘉佑六年,苏轼正式为官。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大理评事签署凤翔府判官。这是一个地方文官,位置不大不小,但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来说,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差事了。可是苏轼在凤翔任上并不自在。他的上司陈公弼是个不苟言笑,一本正经的清瘦老头,平时对下属很是严厉。他很看不上苏轼的文章,经常在苏轼起草的公文上大加修改,这让苏轼很不舒服。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跟这个死板的上司格格不入。他感到很不服气,便经常在文章中对陈公弼加以讽刺。其实陈公弼并不是一个狭隘阴险的小人,他也不是故意刁难苏轼。他只是觉得苏轼当时风头太盛,担心苏轼会因过早得志而心高气傲,这对人生是无益的。苏轼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常常后悔不已。陈公弼去世后,苏轼为他作传,追怀往昔,感激涕零。

    嘉佑八年,仁宗去世。新继位的英宗对苏轼大名仰慕已久,想破例升他为翰林。当时重臣韩琦竭力反对,他认为突然破格提拔苏轼会让天下人不服,主张慢慢培养重用苏轼。苏轼后来知道这件事后,对韩琦心服口服。虽然皇帝想用苏轼,但还得经过考试,苏轼也没让皇帝失望,又是名列榜首。

    治平三年,父亲苏洵去世,苏轼兄弟二人辞官回乡,为父亲守孝。守孝期满,苏轼于熙宁二年回朝,期间英宗病逝,新皇帝神宗继位。神宗一继位便重要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政治立场上,苏轼倾向于保守派,但并非他因循守旧,不为民着想。苏轼也主张革新,但在革新的方法与王安石存在分歧。王安石为人雷厉风行,进行改革是又快又狠,所定政策极为严苛,这必然会暴露一系列问题。苏轼则主张是循序渐进的改革,以民为本,以仁治国,他十分反感王安石的独断专行,对王安石多加讽刺。当王安石主张兴办学校的时候,苏轼出来阐述前面留下的弊端和不可行性。苏轼主张让统治者爱才识才,兴办学校是劳民伤财。神宗虽然主张变法,但对苏轼的看法也点头称是,并且鼓励他多提意见。这让苏轼更加来了劲,不停地向神宗直言劝谏。当时王安石为了让新法得以顺利推行,对反对变化的官员大肆打压,可对苏轼却没有下手。苏轼却主动出击,呈上《上皇帝书》。洋洋洒洒九千字,阐述新法弊端,主张“君权民授”,并建议神宗广开言路,听取各方意见。要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王安石得知后大怒,派人调查苏轼行事过失,结果一无所得。他反对神宗重用苏轼,希望神宗把苏轼派到远地做官。神宗很矛盾,一方面他主张变法,一方面又欣赏苏轼才华,便采取折中政策,派苏轼到风景优美的杭州做通判。

    苏轼一心为民着想,而王安石也并非奸邪小人。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的变法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只是新法中的有些政策过于严厉苛刻,不符合实际。其出发点是想减轻国家负担和改善人民生活,但在实际的进行中却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后世人客观地看,不管是改革派还是反对派,他们的主张都有其道理,王安石和苏轼只是政见上的不和罢了。王安石一开始不喜欢苏轼,想找苏轼的茬,没有找到证据,他也没有无中生有,足见王安石是个光明磊落的人。谁能想到,几十年后,沧海桑田,历经“乌台诗案”的苏轼和政治失意的王安石在饱尝人间辛酸后却成为了好朋友,两人摈弃前嫌,私交甚笃,成为文坛佳话。

    在政坛不得意的苏轼来到了风景秀丽、人杰地灵的杭州,这里远离政坛的纵横捭阖和尔虞我诈,有的只是莺歌燕舞和文人墨客间的吟咏对唱。初来杭州苏轼便就写道:“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从此,杭州成了苏轼的第二故乡,这里有欣赏他才学的人,有他欣赏的景,才子美景相得益彰。杭州通判是个闲职,一个让人羡慕的闲职,是朝廷对他带有笼络性质的放逐。苏轼也很坦然,每日诗酒书画,也落得个逍遥自在。这个时候,他的灵感也喷薄而出,不仅写出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等赞美西湖美景的诗句,也在深入底层群众后更深刻的认识到新法的利与弊。新法也不是一无是处,但在有些地方也确实给百姓带了深重的负担。苏轼常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表诉自己心中的郁闷之情,表面豁达的他其实内心深深忧愁,他也常在诗文中表达了这种情绪。这决定了他后来回朝后更加坚定的反新法立场,同时也为“乌台诗案”埋下了祸根。

    苏轼在杭州并非一事无成,在政治上也有颇多建树。他以文人性情处理政务,甚至把办公地点搬到了西湖边。他治理蝗虫,迫使高丽使者使用宋朝熙宁年号,一系列民政措施都深得民心。十八年后苏轼再次来到杭州任太守,更是办了一系列利民的工程,百姓爱戴他是一个好父母官,也爱慕他的才华。等到苏轼罹难,杭州百姓纷纷在街上设龛拜祭,为他解灾。

    熙宁七年,苏轼在杭州的三年任期满。当时弟弟苏辙在山东济州任职,他自动请调到青岛附近的密州做太守。密州这个地方十分穷困,与杭州有着天壤之别。当时官员俸禄锐减,苏轼不是贪腐之官,故他虽为一地长官,生活却过得十分清苦。他甚至食不果腹,常以杞菊充饥,但他自己却不以为苦,曾作《杞菊赋》,苦中作乐。真正让他痛苦的是他又一次在基层看到了新法给人民带来的负担,使人民生活困苦。当时王安石已经下台,曾经追随王安石的吕惠卿上台执政,又推行了一系列新法。百姓根本无法承受,密州一带饿殍遍野。苏轼尽力安置无家可归的孩子,却是有心无力,他的心沮丧而痛苦。这个时候他的作品更多的不是表现愤怒和批判,而是深深的无奈和叹息。这个时候他开始崇尚陶渊明,志在山水间,对现实隐隐有些逃避。

    但苏轼终究是受过几十年正统儒家教育的人,他的理想是为国为民。他的性格决定他不会就此屈服。面对朝政弊端,苏轼不再选择逃避,而是积极迎难而上。他政治生涯的实干时期从徐州任上开始。当时他正值壮年,从此政绩建树颇多。在徐州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水灾。当时黄河决口,徐州城危在旦夕,富人们竞相逃亡。苏轼为了安定人心,把富人全部赶回城里,自己亲自上阵,带人疏通水流。苏轼在治水方面也有着杰出的才华,他变堵为疏,东奔西走,过家门而不入,跟大禹没什么两样。洪水之围终于在四十五天后得以解除,黄河回归故道,在海州附近入海,洪水也渐渐退去。元丰元年,苏轼建黄楼庆祝,并亲作文刻碑纪念,在徐州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元丰二年,苏轼奉旨调往湖州,临行前照例要上谢恩表。在谢恩表中,苏轼将憋了一肚子的不满全部倾泻出来。他言辞恳切,大胆直言,对诸多时政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并提出合理的建议。当时王安石已被罢相,可王安石的门生旧吏仍在,且多为奸邪小人。他们看准神宗此时积极变法的势头,不遗余力地打压迫害反对派。苏轼此时冒出头来,无疑是引颈就戮。李定、舒亶看上了苏轼的名声,准备拿苏轼开刀,想狠狠的杀一下反对派的威风。当时苏轼在政治上虽不得志,但他门生众多,在朝野影响很大,打击苏轼将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可李定等人没有王安石的磊落胸襟,采用的方式龌龊不堪,无耻至极!

    先是有御史摘取苏轼谢恩表中的四句话,说他讽刺朝政,接着李定、舒亶开始费尽心事地给苏轼罗织罪名。他们列出了苏轼四大该杀之罪:不学无术、无视朝廷、言论蛊惑人心、诋毁圣上声誉。在他们的奏章里,言辞恳切,苏轼好像是洪水猛兽般,是非杀不可了。的确,苏轼在他们眼中也许比洪水猛兽还要可怕吧,他们畏惧苏轼,畏惧他的影响力,畏惧他的阻拦。神宗打心里是不想杀苏轼的,但碍于言论,既然有人状告,不得不立案审查。

    在中国的历史上,神宗算得上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他积极变法,希望革除时弊,在历史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打心里爱惜苏轼的才华,但是苏轼反对变法,往往也能说出很充足的理由来,这让神宗很是矛盾。神宗知道苏轼是个人才,却不能重用苏轼,实在是无奈。后来哲宗继位,太后听政,苏轼受到重用。有一次太后问苏轼:“你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一下子从七品官升到正三品?”苏轼说不知。太后说:“先皇在世的时候常常读到你的文章,总是大声夸你是天才,只可惜他不能重用你。”苏轼听后恸哭不止。神宗其实没想过杀苏轼,只是小人们在造势,说苏轼必死无疑了,搞的人心惶惶。神宗也许只是想教训一下苏轼,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变法的决心,可是他万万想不到这被小人利用、曲解,给苏轼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当抓捕苏轼的人到达湖州苏轼住地的时候,苏轼一下子怕了,他以为自己死路一条了。苏轼一下子泪如雨下,和家人作生死诀别。他自知前途凶多吉少,万念俱焚,但是,他不后悔。一代文豪被一群粗暴的人像捆狗一样绑上了囚车,一路颠簸,送有司审查。苏轼的身心和肉体备受摧残。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被关入御史台,期间被冠上了种种大逆罪名。苏轼一开始还做了抗争,可是后来他知道根本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小人早已给他挖好了一个坑,只待把他推下去罢了。当时苏轼的长子苏迈负责照料父亲,父子约定,要是情况不妙的话就在饭菜里送鱼告知。一日苏迈外出借款,便托友人给父亲送饭,那友人不明就里给苏轼送了一盘鱼。苏轼看到后以为自己命不久矣,心灰意冷。他挥笔做绝命书,写遗书给弟弟苏辙,愿来世还做兄弟。他想到家中老小,不禁热泪盈眶。

    此时佛家的思想拯救了他,他相信一切皆空,他相信来世,他以为自己生前光明磊落,死后必不会下地狱;自己死于社稷,即使不能青史留名,心中也是坦然的。于是苏轼在知道自己的“死讯”后又变得豁达起来,他开始大吃大睡,毫无负担,尽情享受这最后的宁静。

    于此同时,苏轼的朋友们一刻也没有闲着。虽说树倒猢狲散,但患难也会见真情。在困厄的处境下,益友与损友的差别显而易见。此时苏轼处境堪忧,任何一个替苏轼说话求情的人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可是苏轼的人格魅力又岂是生命的价值可以衡量的。苏轼好友范镇、张方平上书皇帝,说苏轼是天下奇才,希望宽容。苏轼弟弟苏辙更是愿意削去自己的官职代兄赎罪。太皇太后病重,神宗想大赦天下给祖母祈祷,太皇太后说不要大赦天下了,赦免苏轼一个人就够了。中间派的大臣吴充更直接,他对神宗说,曹操连祢衡都能容得下,为什么你连苏轼都不放过呢!连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此时也站出来为苏轼说话,提醒神宗勿忘太祖皇帝不杀文人的祖训。除了这场无耻闹剧的始作俑者,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为苏轼鸣不平的。神宗也顺水推舟,饶了苏轼一命,苏轼终究还没做得成范滂。

    历经两个多月的审讯后,苏轼获得了新生,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实际就是被流放到了黄州。一出狱苏轼便作诗一首:“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弟弟苏辙连忙做了一个用手捂嘴的动作,提醒哥哥不要再多言了。苏轼笑了笑,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救了。

    元丰三年,苏轼举家来到贬谪地黄州。黄州生活条件很是艰难,日子过得很是清苦,但是苏轼是个天生的乐天派,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他总能自得其乐。风光的时候就铺张点,困顿的时候就计划着过日子,他在对友人的信中喋喋不休地陈说日常琐事和开支花销,事无巨细,无所不谈,完全不像是一个刚才鬼门关逃出来的人。

    苏轼有健忘症,他能很快地忘掉过去,尽力把自己装进一个自己塑造的愿意待的世界里。生活总还是要继续的,柴米油盐是少不了的,唉声叹气是一天,潇洒自在也是一天,当哀怨无用,为何不快快乐乐的呢!

    在黄州,苏轼开始思考生命的真谛。他四处漫游,寻访庙宇,踏遍山水清溪,深思自己的个性,研究如何获得心灵的平安。他成了虔诚的佛教徒,相信一切皆空,人生如梦,今生多为善,来世必得善果,对现实的一切他也开始漫不经心。可儒家思想又把他拉向了另一面,他追求安静,可是又无法忘记自己给自己强加的责任,救民水火,致君尧舜,他实在说服不了自己抛开一切。

    这个时候,苏轼想到了道学,想到了道家的出世,那种无可奈何的不完全的对现实的躲避。他开始迷恋上陶渊明,迷上了陶渊明那远离尘世的潇洒生活。苏轼骨子里其实是一个道家,他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道家学说道出了他的心声,让苏轼完成了心灵上的自我救赎。一方面苏轼表面不问正事而寄情山水田园间,一方面又对庙堂生活在心里有着渴望,庄子如此,陶渊明如此,苏轼亦如此。政治上的不得意算不了什么,苏轼照样可以活得自在。自此,苏轼完成了由苏轼向苏东坡的蜕变。

    元丰四年,苏轼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农夫。在好友的帮助下,苏轼向州郡求得黄州东门外东坡故营地数十亩,开垦荒地,躬耕田间,自号“东坡居士”,开始过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农家生活。东坡的农舍在小山旁,顶上是一间三间的小屋,俯视下面的亭台,亭台下面便是著名的雪堂——这年冬天,黄州大雪盈尺,十二月二日微雪,至二十五日大雪始晴。下雪期间,苏轼在东坡营造了房屋,取名雪堂。雪堂的墙上有苏轼亲笔画的森林、河流、渔父,后来这里成了他待客的地方。建筑是苏轼的专长,他决心给自己建一个温馨的家,百无聊赖的他总能找到发挥自己才智的地方。他筑水坝,造鱼塘,栽种朋友送来的花木和故乡来的菜蔬,他的精力全部放在稼穑上,成了一个比农夫还农夫的人。看到自己培育成熟的水稻,他常常志得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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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就这样过着平和安静的生活,平淡而不失趣味,他“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在哲学的世界里他找到了精神寄托,他过的逍遥自在。抛却了官场的纷纷扰扰和尔虞我诈,俗世的安静让苏轼好不自在。他很享受自己构筑的一切,很享受陶渊明般的农夫生活。

    这个阶段的苏轼的心灵得到了升华,心境也变得更加豁达。他与世无争,宠辱不惊,自由自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官他可以替国君解忧,为民他同样可以自得其乐。他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应对接踵而来的不幸,把儒家的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除痛苦,形成了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坚定、沉着、乐观、豁达的精神。后人也许会同情苏轼的遭遇,为他感到不平,可是成为“东坡居士”苏轼是真正快乐的,心胸坦荡的。

    要是苏轼就这样躬耕一生的话,他顶多算是陶渊明第二,可苏轼就是苏轼,独一无二的苏轼,他的人生还有更大的风浪在等着他!

    朝廷的一纸调令把苏轼从东坡的世界里提了出来,苏轼如梦初醒。元丰三年,新法在层层阻力下步履维艰,神宗也渐渐失去了先前变法的热情,而王安石也早已赋闲归家。此时神宗想到了苏轼。元丰七年,朝廷来了调令,苏轼被调往汝州,虽然仍是不得签署公事,但汝州靠近汴京,皇帝的心思谁都清楚。

    接到圣旨的那一刻,苏轼的第一感觉就是想要逃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殆似小儿延避学”,就像小孩子逃学般惶恐。他费了好大劲才把自己从政治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好不容易才适应了“闲敲棋子落灯花”的生活,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属,一下子又要让他回到给了痛苦的政治中去,抵触情绪在所难免。此时儒家思想再次左右了他的抉择,他开始变得矛盾起来。他又想起了范滂,想起了自己幼时的理想。苏轼终于下定决心离开黄州了,扔下东坡,扔下雪堂,但是这次他变得沉稳了,没有一下子扎回官场。他一面写表谢恩,一面又因在常州有地产请求移居常州。神宗看了苏轼的奏章,久违的文采,久违的墨迹,又是一阵“天才,天才”的夸赞,欣然允了苏轼的请求。

    此时的政坛变化莫测,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苏轼不想再惹祸上身,对这一切持观望态度。不久传来了神宗驾崩的消息,年纪九岁的哲宗继位,英宗皇后也就是皇太后摄政,朝廷又面临着一系列的变革。太后一向反对变法,对苏轼也是十分赏识,她一听政,立刻任命苏轼为登州太守。苏轼以罪臣身份突然得到升迁,心中是又惊又喜,同时心中也在担心,但他还是接受了官职,他不愿辜负先皇和太后的好意。

    光明的前程才开了一个头,接下来苏轼的职位一升再升,看似很不可思议,但是明眼人都知道是理所当然。太后是下定决心重用苏轼了,礼部郎中、起居舍人、礼部贡举、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官职向下雨般往苏轼身上落。进京八个月,官位连升三级,从一个七品小官变成了三品大员。苏轼迎来他政治生涯真正的巅峰,他的名声终于和他的实际地位相吻合了。这时苏轼的荣耀无以复加,他甚至还做了小皇帝的老师,教皇帝治国之策,深受太后重用。

    太后重新启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一上台就要将新法全部废除。苏轼这时站了出来,虽然他也是反对新法的,但他不认为新法一无是处。他出来据理力争,搞的司马光很不悦。苏轼一心为国为民,自己却两面不讨好,招受旁人嫉妒和忿恨。

    此时的苏轼可以说达到了为官的顶峰,可他心里却没有意想中的满足,他竟有些孤独起来。人前人后高谈阔论,谈笑风生,而在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僵着笑容,回忆起黄州的东坡生活。与此同时,朝廷里关于他的流言,弹劾他的奏章一刻都没有少过,苏轼唯有无奈的苦笑。

    宋朝有着宽松的政治环境,这使得文官们每日不干正事,就热衷于党争,人也是一身迂腐气。所有的文人总想别人尊自己是天下第一,总想做思想界的泰斗,总想所有的人都唯其马首是瞻,越是没有真才实学的人越会这样。洛蜀党争就这样在众多文人无聊的时候开始了,苏轼苏辙兄弟莫名其妙地被戴上“蜀学”代表的帽子,成了众人攻伐的对象,究其所因,跟“乌台诗案”没什么区别——名声太大!

    元佑元年十二月到元佑二年一月这一个月的时间内,朝廷收到了四五篇弹劾苏轼的奏折。太后不是昏庸的人,他命令群臣不得再进谏,而那帮老气横秋的酸腐之徒们却装出死谏的模样来,仍是上书不止。不知哪来的恒心和毅力,像是非要把苏轼扳倒不可。苏轼感到厌倦,四次上表要求离京任职,远离是非之地,而太后却是力保苏轼,在群臣面前为苏轼辩护,甚至处罚弹劾的人。这让苏轼很是惭愧,他觉得自己的勇气尚比不上一个妇人,他觉得自己辜负了先皇和太后,于是他决定抗争到底。苏轼据理力争,让政敌理屈词穷,同时他不想涉怨过深,反对太后处罚弹劾他的人。苏轼表现出了大度,可不是每个政敌都像王安石那般的,苏轼越是妥协,反对者们越是咄咄逼人,压得苏轼喘不过气来。元佑四年,苏轼终于可以舒口气了,外调的请求终于被批准,以龙图阁学士任杭州太守。

    十八年后重回杭州,还是因为政治的失意,但不同的是此时的苏轼已经历过大波折,没有了先前的锐气和愤怒,多了几分淡定和实干精神。人老了,但杭州却没有变,还是先前那样美,人民比以前更加爱戴苏轼,诗朋文友的交往也毫不倦怠,一切比起十八年前更加让人欣喜。

    这次苏轼是杭州的最高长官,他尽力为杭州人民服务,以回报杭州对他的厚待。他的诸多才华得以充分展现,他修建官舍,兴办公共医疗机构,,修筑苏堤,解决西湖淤泥问题,解决杭州居民吃水问题,种种伟业,功传千秋。没有了政坛的明争暗斗,也没有辅政治国了重任,苏轼把心力全花在了这些利国利民的小事上,并且乐此不疲。苏轼不管在什么时候总不会闲着,总会找到自己可以倾注心力的事情,他从不会把时间用在自怨自艾上,而是一门心思的把时间用在实干上,也总能创造出些不平凡的业绩来。

    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政敌们不会因为你不在京城就不找你的茬了,不会因为你不再过问朝政大事了就放过你了,谁叫你是苏轼呢!元佑八年,太后去世,哲宗开始亲政。哲宗年纪轻轻,容易受人挑唆,早在太后摄政的时候就受了佞臣的蛊惑,憋了一肚子的豪情壮志,想继承父亲遗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哲宗一上台,立即重用变法派。此时的变法派中再也没有像王安石那样的实干型人物了,完全是一群投机倒把的奸邪小人,他们的政见随着圣上的意旨而随意改变,为的只是在官场长立不倒。这些人自然不会为国为民做实事,他们只会做样子地提一些更加不切实际的祸国殃民的所谓新政,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中剪除异己中,并乐此不疲!苏轼危矣!

    哲宗亲政,改年号绍圣,任章惇为相。章惇此人阴险卑鄙而手段残忍,他上台的主要作为就是对反对新法的朝臣进行大肆清剿。苏轼曾经和他交好,他却丝毫不念旧情。他甚至提出对王安石开棺戮尸。此时苏轼已经从杭州回到了朝廷,也担任了很重要的职位。苏轼自知情况不妙,再次请求外调,去定州任职。政敌断不会放过苏轼的,接着朝廷连下四道诏命,对苏轼是一贬再贬,几乎剥夺了所有官衔,最终被贬谪往惠州,照旧是不得签署公事,再次被流放。

    惠州地处岭南,烟瘴之地,环境极其恶劣。此时苏轼已经是风烛残年,但暴风骤雨般的打击击不垮苏轼。苏轼“健忘”,能自得其乐,他心里有一个世界,现实不得志他便在自己的世界里徜徉潇洒。做不了管仲乐毅,他摇身变回陶渊明,伤感和忧郁这一切都与苏轼不沾边。

    惠州人善酿酒,这让苏轼很是快活,不但自己酿酒品酒,有时也借酒行吟作赋,完全不像一个被贬谪的人。此时的苏轼豁达开朗,以前的人生经历使得他可以坦然面对一切。他一面像在杭州一样尽心为惠州人民服务,修水利,筑桥梁,一面又像在黄州一样建造自己的田园住所,想再次做一个农夫。本来在黄州他就是不想回去的,这下好了,又回来了,做回东坡居士了。只不过换了个地方而已,又有什么区别呢?苏轼每日里流连山水间,经营于桑麻小事,柴门老树,蚕妇村氓,小桥流水都成了他笔下描写的对象,他拄一根拐杖,独行天地间,闻着泥土的芬芳,享受着宁静。

    当章惇看到苏轼在惠州写的诗词时,心中十分不快,他本想打击苏轼,折磨苏轼,哪料苏轼竟能如此地苦中作乐。他大笔一挥,号令一发,苏轼再贬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真可谓是天涯海角了,这在当时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了。苏轼原以为可以在惠州安享晚年,哪知连最后的安宁都得不到,在他人生最后阶段再受颠沛之苦。

    儋州小岛简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气候潮湿,夏天闷热,苏轼甚至在床柱间看到一大堆死白蚁。“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这是苏轼的描述。苏轼等于是被关在了这个小岛上,生活条件恶劣得难以想象,更何况此时的苏轼已经年入花甲了。但苏轼又很快变得坦然起来。他如数家珍地跟有人信件中聊起自己的谪居生活条件,然后会心一笑。他与儿子苏过一起,父子二人潜心著书,打发无聊。

    这时的苏轼可以说是彻底的超脱了,历尽坎坷,可以宠辱不惊淡看门前花开花落了。他几乎成了庄子,几乎可以驾鹤西去,几乎可以羽化而登仙了,他的心境已经超脱了尘世的烦扰和争斗,他所在意只是心灵上的满足和慰藉。他甚至自己创造出一套养生之术,自称为“谪居三适”: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梳头,午睡,打坐,洗脚,这在现在看来哪里像一个大文豪该孜孜以求的啊,可是苏轼就这么做了,他总能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他总不会闲着。

    每当苏轼宁静下来的时候,朝廷那边便开始不宁静了,命运仿佛在故意戏耍苏轼。苏轼曾希望在黄州、惠州终老,都没有实现,这次想在儋州坐化吧,依然没有实现。哲宗突然驾崩,徽宗继位。徽宗罢免章惇,大赦天下,苏轼也在其中。当时传言苏轼苏辙兄弟将重登政治舞台,而苏氏兄弟早已厌倦了官场,连忙请辞到离京师远点的地方。而徽宗也实无提拔苏轼的意思,他胸无大志,只想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好好享受,他建号“建中靖国”,对保守派派和变法派采取折中政策。而苏轼终于是获得了自由,可以自由选择住处。苏轼决定定居常州,六月十一日由仪征出发,经长江,经镇江,取道运河,于六月十五日到达常州。在南京时,苏轼已经患病,到常州后他的病情加重,一个多月后,他安慰儿子们说:“我这辈子没有作恶,死后必不会下地狱,你们放心吧。”然后撒手西去,一代文曲星自此悄然陨落,结束了他轰轰烈烈大起大落的六十五年的不平凡人生。

    后人总喜欢把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同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相比,其实并不等同。一是才学人品上苏氏父子要胜过曹家父子,二来苏轼苏辙的兄弟情比起曹丕曹植的同胞相残来更加难能可贵,感人肺腑。苏轼苏辙兄弟自幼一起读书,两人皆才气过人。苏辙中进士的时候只有十八岁,苏轼制科三等,苏辙也得了四等。兄弟俩志趣相投,政治主张相同,而两人性格却截然相反。苏轼热情奔放,苏辙沉静恬淡。少年游玩之际,但凡有山可登,有水可浮,苏轼未尝不急急撩起衣裳,率先而行,苏辙却要查看一番后,才不紧不慢地跟上。苏轼如得到一副书画佳作,立刻欢呼雀跃,而苏辙总是淡漠地看着,不甚经意,但跟在哥哥身后读书习字,未尝一日相舍。苏辙尊敬哥哥爱护哥哥,而苏轼也异常珍惜他们的手足之情,他们不仅是文学上政治上的伙伴,更是心灵精神上的好伴侣。

    苏辙总能激发苏轼的创作热情,在苏轼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是和苏辙而作或是赠给苏辙的,最著名的就是那首流传千古的《水调歌头》。兄弟俩相扶相帮渡过了人生的大喜大悲,苏辙总能鼓励和提醒哥哥,他更像是一个长者。苏辙曾说“扶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认为弟弟“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还常常说自己实不如子由,两人亦师亦友亦兄的关系在那个手足相残骨肉离间习以为常的封建时代着实相当可贵。

    苏辙性格沉稳,不像哥哥那么的高调和才华四溢,他总是劝说哥哥注意收敛,不要因此得祸,后来果然被他言中了。“乌台诗案”前夕,苏辙已经知道了消息,他冒着泄密之罪提前通知哥哥,让苏轼有心理准备。苏轼入狱时,苏辙四处奔走,提出免去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苏轼落难时,苏辙更是费劲心思的打点一切。苏轼为人不拘小节,不善处理小事,辗转各地,家人迁移都是苏辙一路护送。兄弟俩为官之后,总是聚少离多,他们费尽心思的想要离对方近一点,却往往不能实现,这使得他们倍加珍惜兄弟相聚的时光。

    兄弟两最后一次相聚是在苏轼由惠州往儋州的时候,苏辙为哥哥送行。两人在一家小店吃饭,饭菜难以下咽,苏辙吃了几口就丢掉了筷子,而苏轼却笑呵呵的狼吞虎咽。弟弟舍不得哥哥去边远之地受苦,而哥哥怕弟弟担心,强作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晚上苏轼痔疮犯了,一夜疼痛难耐,苏辙自然也睡不着,他站在哥哥的床头念陶渊明的《止酒》诗,劝哥哥把酒戒了。当初苏轼入狱自知将死时,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弟弟苏辙,他挥笔作绝笔诗,对弟弟说“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世未了情”!

    苏轼之所以可以在逆境中可以如此的豁达,除了他能很好调节自己外,和他身边陪伴的人是分不开的。他的三位夫人和一众儿子们给了他莫大的鼓励。苏轼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是个聪明恬静的女子,他听苏轼读书,往往沉默不语,却能在苏轼语塞的时候给予提醒,常让苏轼刮目相看。王弗识人胜过苏轼。苏轼交友甚广,且交友不择,王弗经常提醒他不要与那些唯唯诺诺的小人有过多来往,当时的苏轼往往不以为然,而当他被曾经的朋友陷害时才知道自己妻子的眼光是多么锐利。王弗心灵手巧,兰质蕙心,却不幸英年早逝,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关于王弗,苏轼有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当苏轼在政治上遭到挫折,他自然想到了王弗,苏轼心中觉得只有王弗才能理解他的心境。

    如果说王弗是个贤妻的话,那么苏轼的第二任夫人,王弗的妹妹王闰之就是个彻彻底底的良母了。王闰之也许给不了苏轼心灵上的安慰和文学上帮助,但是她尽心扶持苏轼,相夫教子,对姐姐的儿子也是视如己出,一心一意为了家殚精竭虑。王闰之陪苏轼度过了人生的起伏,“乌台诗案”时她忧心如焚,一气之下烧毁了苏轼获罪的“始作俑者”——全部的书稿。苏轼显达的时候,她不卑不亢,苏轼落难的时候,她不离不弃。

    王闰之在苏轼被贬往惠州前就不幸去世,接下来陪伴苏轼的是侍妾朝云。朝云小苏轼几十岁,是王闰之在杭州的时候买回来的。她天生伶俐乖巧深得苏轼喜爱。苏轼曾经一次问众妾自己肚子里装的是什么,众人七嘴八舌,有说是文章的,有说是见识的,只有朝云说苏轼肚子装的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一句“不合时宜”引得苏轼哈哈大笑,一句“不合时宜”道出了苏轼人生的全部苦涩的缘因,苏轼引为知己。朝云和苏轼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是不久就夭折了,这让朝云深受打击,从此一病不起。在惠州的时候,朝云尽心抚慰苏轼,给了年老的苏轼心灵上的慰藉,让苏轼迅速从失意中走了出来。苏轼是豪放词的杰出领袖,但他也有凄婉动人的婉约词,著名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就是写给朝云的。据说朝云听了这句次之后感时伤怀,竟泪流不止,真是性情中人。朝云后来死在惠州,她一身信佛,相信一切皆空,还劝苏轼不要伤心,苏轼自是再淡定之人,也不能不心痛不已。

    当苏轼到儋州的时候,他身边陪伴着的只有他的三子苏过。苏过至孝,连叔父苏辙都夸赞他,常常用他作为榜样来教育苏家的其他子孙。苏过是苏轼儿子中才华最出众的,在儋州的时候他不但照顾父亲的起居,还陪父亲一起做学问,父子二人是为知音。时人称苏过为“小坡”,称苏轼为“大坡”,苏轼衣钵有人矣!

    有人说,要是苏轼在当时稍微收敛或妥协的话,即使不能位列公卿,难道不能平平安安免去灾祸吗?可真如此的话,那还是苏轼苏东坡吗!

    苏轼的不平凡一生大致可以用他的《定风波》概括: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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